DNA测试是对贺氏夫妇的侮辱
翻阅前两次审判的记录,会发现许多被法官采信为“证据”的说法其实很可笑。“贝克家的律师在法庭上说罗秦要把贺梅送到每月只有25美元生活费的重庆,贺梅会饿死,还说他们现在不止一个孩子,贺梅又是女孩子,一旦回到大陆,会被绞死。”蔚宇说着说着自己忍不住笑起来了。
“贝克夫妇急着要赢官司,他们在庭审现场怎么说都行,但是这个涉及到另一个国家国情的言论,与案情毫无关系,也被法官当作‘证据’写到判决书里,我觉得很难以想象。难道人们可以自动选择祖国?”蔡金良说。
在第一次审判中,法庭要求贺氏夫妇做DNA测试,因为怀疑贺梅不是他们的女儿,并且法官承诺,如果他们通过这个测试,就让他们见女儿。
“这是对当事人的极大侮辱,在美国,只要是婚姻内的子女,父母没有义务向任何人解释孩子是哪里来的。但是罗秦还是去做了这个检测,但结果呢,根本没见到贺梅。”蔚宇说。
在孟菲斯地方法院,有一位法官站在贺氏夫妇一边,却被调离了。
地方法庭指派的心理医生并未与贺家见面
“我们交了5000美元的钱,被告知是给心理医生的,但是我们到现在都没见过前两次审判时的心理医生。”贺绍强回忆,当时在前两次开庭中,心理医生都作证说贺梅如果回到父母身边会受到伤害,因此要永久剥夺他们的父母权,不让孩子和父母见面。而事实是,这位心理医生并没有见到贺梅与亲生父母的接触就给出证言。
这次最高法院的审判有两位心理医生,一位白人,一位黑人。最后这两位心理医生做出了和之前截然相反的证言,说孩子与亲身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好选择。
最高法院的判决下来之后,孟菲斯地区最大的媒体《孟菲斯商报》在当天的评论员文章中说,之前参与审判的人,都要“感到羞耻”(“feel shameful”)。
“这句话是很‘powerful’的,我再没有见过比这更强烈的字眼了。美国人是很讲面子的,现在这么多人在当地的主流报纸上被这样说,真是找个地洞钻进去都不为过。”蔚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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