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思乡曲》改成《东方红》

　　1950年，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儿童歌曲传唱全国，经团中央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亿万中国少年儿童唱着这首歌长大。

　　1952年，马思聪“隔墙听音”，录取15岁的林耀基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学习。两年后，录取13岁的盛中国进校，并亲自点派两人赴苏联深造。1955年，马思聪赴波兰，担任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评委。中国派出的选手傅聪同行。十多天相处，马思聪给予傅聪“改进意见”。国际比赛众星璀璨，傅聪脱颖而出，夺得最高的“马茹卡舞曲奖”。1958年，马思聪任柴可夫斯基钢琴和小提琴国际比赛评委，携弟子刘诗昆到莫斯科。赛前，马思聪对刘诗昆说：手指触键要更短促、更有力，“锤子击钟后不立刻离开就把音捂死了，音会发闷”。在比赛中，刘诗昆获得第二名。

　　然而，马思聪也渐感困惑和沉重。上海音乐学院的年轻学子，撰文对某交响作品进行探讨，被打成“反党右派小集团”，押送至北大荒劳改；并号召对贺绿汀展开“深刻揭发和尖锐批判”。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音乐界宽松自由的氛围，渐被横扫殆尽。马思聪自己也受到批判：引导学生只专不红，要把中央音乐学院办成巴黎音乐学院。“拔白旗”的文字中甚至出现了这样字眼：马思聪演奏舒伯特的《圣母颂》，是将听众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脚下。

　　山雨欲来，风已满楼。时间的脚步迈到了1966年。

　　5月，一个星期天，一学生神色慌张地来到马思聪院长家中，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习小提琴是迷恋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不能再跟老师学琴了。6月，马思聪受到急进学生高呼着口号的狂暴围攻：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马思聪，打倒吸血鬼马思聪。学生们给马思聪一大捆书写好的大字报，命令他张贴在家中，认真阅读，触及灵魂。

　　马思聪目瞪口呆，一动不动，一切似在恶梦之中。

　　马思聪被关进“社会主义学院”，那里有学院党委书记、各系主任，还有北京艺术院校、电影院校、文艺界权威和知名人士，计500多人。在军管人员的监督下，他们读报、讨论，书写批判自己和揭发同榻朋友的“反党言行”。

　　鲁大铮为筹建马思聪艺术博物馆，曾与马氏后人多次接触，对于那个年代，他笔下这样记录：

　　8月一天，马思聪被押上卡车，回到音乐学院。下车的马思聪脚跟尚未站稳，一桶浆糊倒在他的头上，一些人往他的身上贴大字报，把一顶写着“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戴到他的头上。马思聪脖子上挂着两块硬纸板，一块上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另一块上写着“吸血鬼”。学生们让马思聪手拿一只破搪瓷盆作为“丧钟”，边敲边走，说这是“敲响了资产阶级的丧钟”。

　　在任何时候，只要红卫兵“高兴”，就可以命令马思聪他们低头，叫他们在地上爬行。

　　一次，一个红卫兵拿着一把尖刀，对着马思聪吼叫：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然就拿刀子捅了你。

　　一日，马思聪在草地上拔草，一造反派走过来，粗暴地指着马思聪呵斥：你还配拔草，你姓马，只配吃草。

　　马思聪的家，红卫兵把写有打倒马思聪的大标语，贴满门窗和围墙，大门口只留下一个一米高的洞口。并且责令马思聪夫人王慕理，每天打扫街道，每天写一份揭发马思聪的罪行材料，“如不老实，死路一条”。

　　当妻子王慕理无法承受这等威胁和惊吓，与儿子、女儿逃离北京，开始流浪生涯的时候，马思聪在偷偷地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赵沨：“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马思聪的心“头”是有个底的，那就是：只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广播的节目开始曲还是《思乡曲》，他马思聪就还没有被坚决打倒、没有被彻底否定，就还有希望，还有盼头，他就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能演奏自己心爱的小提琴；理由明确而简单：因为“中央”还在使用他的“声音”。

　　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广播开始曲，停止播放《思乡曲》，改为陕北信天游民歌《东方红》。

　　马思聪顿时陷入万念俱灰的境地。

　　1966年年末，马思聪小女儿马瑞雪“潜回”北京，见到满头灰发的憔悴父亲。女儿把“准备”到香港避风养病的计划和盘托出，马思聪即刻拒绝。马思聪回答：他一生坦荡，无愧于世，不走此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女儿改换说法，先回广州市，再到南海县，休息养病，观望形势。身心处于极度疲惫和失望中的马思聪，终于同意了，“走吧”。

　　此时此刻，“牛鬼蛇神”已沦为落水狗，其“重要性”让位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马思聪以肝病复发为由，向看守人员请假，回家休息一周，获得批准。马思聪携琴坐火车南下。

　　有一条船，在南方的海面上等候着马思聪的女儿。

　　这个消息令马思聪心烦意乱，举棋不定。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回北京继续过那日遭凌辱、夜做恶梦，生死未卜的日子；要么逃离尘嚣、远离灾难，以求生存。马思聪陷入命运抉择的两难之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马思聪最终作出一生中最为痛苦的决定。

　　1967年1月15日夜晚，马思聪携带着他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登上广州新港渔轮修配厂的002号电动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驶去，16日凌晨到达香港九龙的海滩。

　　鲁大铮说道，偷渡蛇头，做的是生意，他不管你是马思聪还是老百姓，他也不想知道你是谁，这还少了风险；他要的就是钱。那时候，偷渡去香港，一个人的费用是一万元人民币，如果是举家出走，一家再加一万。“这时候的马思聪一家人，身无分文”，与蛇头说好，由马家在香港的亲戚“付钱”。

　　马思聪一家人在海岸边的岩洞，与亲戚见面，商定：香港也并非久留之地，只有去投靠在1948年已定居美国的胞弟。这位亲戚来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其后两天，英国领事和美国领事，来到这位亲戚家中，“一边录音，一边记录”。20日中午，两位领事再度来到亲戚家，“带领”马思聪全家来到莎士比亚大厦，略作梳洗，再次乘坐美国领事馆的轿车，驶进启德机场。美国领事和马思聪家人坐在了头等舱位。

　　第二年4月12日，马思聪与弟弟在纽约露面，马思聪说道：

　　我个人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眼下还在那儿继续着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残酷、强暴、无知和疯狂程度，是17年来所没有的……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像乞丐一样在各处流浪，成了漂泊四方的“饥饿的幽灵”。

　　在《思乡曲》完成了整整30年之后，马思聪也成为了思乡之人。

　　对于马思聪的出走，他的老朋友徐迟，在悼念马思聪逝世一周年的《祭马思聪文》中这样写道：

　　历史上，放逐、出奔这类事不少。屈原、但丁是有名的例子。在“文革”中，我中华民族的著名作曲家马思聪先生，受尽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迫于1967年出走国外，以抗议暴徒罪恶，维护了人的尊严，他根本没有错，却还是蒙受了十九年(1967-1985年)的不白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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