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留学功勋”

    谈到留学人才我们不能忘记，在中国建国初期，以钱学森(1955年回国)、钱三强(1948年回国)、李四光(1950年回国)、华罗庚(1950年回国)、黄昆(1951年回国)、赵忠尧(1950年回国)等为代表的一批爱国学者、饱学之士，满怀献身于新中国科学事业的报国之志，克服重重阻挠，从海外回到国内，从零开始，搭建科研平台，组建科研队伍，全身心致力于国家急需的科技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他们作为真正的科技领军人物，在科研一线身先士卒，堪称新中国一代科学巨擘。

　　不能忘记的不仅是这些科学家的功勋成就，还有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代科学巨匠的原因。

　　首先，百废待兴的时代特征激发了领军人才的爱国情怀。旧中国山河破碎，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封建社会的闭关锁国，导致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落后就要挨打，强烈的民族自尊使得一批爱国志士选择了科技救国的道路，他们在获得赴发达国家学习的机会(如庚子赔款资助留学)后，时刻不忘学成后报效祖国，以科技帮助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欺凌，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爱国情怀能够激发无穷的力量和无畏的豪情。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动力的驱使，也使得这些学子摒弃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科技创新的东西，他们追求科学的真谛，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精神，养成了求真务实的严谨学风，掌握了报国的本领。

　　其次，国家的迫切需求为领军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优秀留学人员刚回国就有成就事业的广阔舞台。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祖国的需求便是最高的职责。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在那个年代回国的青年学子，很快适应了国情，他们不顾艰苦的条件，纷纷投入科技强国的行列中，成为某一方面的领军人物。尤其是当时参加“两弹一星”研究的科技元勋们，更是急国家之所急，以一种非凡的自信，在国外封锁、国内知识技术欠缺、物质条件贫乏的困境下，攻克了许多科学技术难题，谱写出科技创新的壮丽篇章。也正是这些符合国家利益和战略需求的重大科技任务锤炼了他们，使他们成长为科学巨匠。

　　另外，正确的价值观和崇高的社会地位为领军人才提供了精神和物质保障。科学家首先是人，既有物质的追求，也有精神的追求，而往往后者要大于前者。在科学技术水平极端落后的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的民众，无不从心里充满对科学家的崇敬，处处体现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家不仅享受因成功实现自我价值而带来的喜悦和自豪，还直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人民最敬重的和国家视之最宝贵的就是这些科学家，这不能不说是对他们的巨大鼓舞和激励。科学家把献身国家、献身科学作为自己的崇高责任，而不仅仅是当作“谋生”的职业。

　　当然，那时他们的工资待遇也是相对很优越的。上世纪50年代，在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序列中最高级别的工资(320元)是最低级别工资(28元)的近12倍。在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之前，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降低国家机关三级以上党员干部工资标准的决定》文件，规定在那次降低工资中，教育、科学工作者的工资标准一律不降。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和当时集约化的管理体制促进了原创性和集成性创新成果的产生。随着西方科技思想与先进技术的引入，中国学术界借鉴其科学价值理念，逐渐形成严谨、平实、民主的学术风气。正是这样的学风保证了一种纯净的学术环境，使得科学家的最大价值得以实现。虽然当时没有足够的科研投入，但以有限的财力投入，开展意义重大、最符合国家利益的科研工作。国家领导人亲自组织专家对拟开展的重大科技项目进行反复论证，领导制定研究计划和路线，采取与实施重大科技攻坚相适应的科研管理体制，集中全国优势资源，确保重大科技创新目标的实现。在科技目标遴选、科技项目的研究和管理中，科学家既是科技规划的策划和制定者，又是实现科技创新具体目标的组织和实施者，国家领导人都要求自己努力当好科学家的“后勤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