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极大震动，以个人私谊，浸透民族感情，这个角度极为自然生动，亦切合廖蒋两人的实际，完全触动了中华民族之深情，海岛当归祖国大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中共民族大义昭然明示于天下。

　　公开信的撰写和发表是在邓颖超领导之下进行的

　　廖承志这封公开信，并不突然，是中共对台工作中的一个重大步骤，是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按照中央的布署作出的对台工作大动作。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1980年元旦，中共对台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说：“《告台湾同胞书》所明确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更非所谓的‘统战攻势’，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义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朝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前进。同时，我们相信富于爱国传统的台湾人民一定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积极贡献。”

　　1980年1月1日，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邓颖超在会上强调，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80以至90年代全党的重大任务，要动员全党实现这一重大任务。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提出建议，是中央的参谋、助手，必须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即“叶九条”。这是邓颖超领导的对台工作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海峡两岸经济、贸易、文化、商务、交通、民航、邮电等方面情况制定的具体对策，经过反复修改，拟定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方针政策。邓颖超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并详细研究定稿，报中共中央高层审批。“叶九条”发表后，引起海内外震动，体现了中共博大的情怀，也体现了中共对台湾人民的切实关怀，受到普遍的欢迎。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同志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等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12月27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北京成立，通过给台湾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全面拓展了对台工作面。

　　1981年10月9日上午，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颖超主持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再一次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10月10日上午，邓颖超又在人大会堂主持茶话会，希望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国内外来宾，对叶剑英委员长的九条建议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大会讲话充分发表意见。

　　邓颖超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艺术，对于对台工作，邓颖超高屋建瓴，思虑缜密。她多次指出，统一祖国大业维艰，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长期的埋头苦干，要细水长流，见缝插针。对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时间性很强，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

　　1982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文中思乡之情浓浓。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一封公开信。

　　蒋经国1925年10月去苏联莫斯科学习，先后在孙逸仙大学(亦称中山大学)、红军军政学校读书，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时期的蒋经国因为身受红色赤都洗礼，还是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对国民党右派势力排挤中共的那套做法深为不满。“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都曾挥泪写信给蒋介石，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反革命举动，要求国民党回到与中共团结合作的正确路线上来。

　　然而，毕竟是道不同，蒋经国最后成为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继承者。台湾海峡是国民党凭借的天堑，加上美国军舰的驶入，他们可以与中共暂时不再往来，像驼鸟一样，自顾而无视世界潮流，然而，毕竟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能够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民族来往的天堑吗？中共决定将统一祖国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八十年代要完成的三大任务，那么，怎么向对岸沟通呢？自1949年以来，国民党坚持不接触，中共与国民党的公开“交往”，只是炮击金门和福建前线的“对敌”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