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廖承志公开信之后，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这个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黄埔第17期毕业生，已经三度北上。沈诚在国民党得势大陆的年代，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任蒋经国随从参谋，是一位退役少将。他奉蒋经国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义，进出祖国大陆，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特别是在后一次，他得到蒋经国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的沟通，因此，他得到了会晤叶剑英、邓颖超、杨尚昆、邓小平等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宝贵机会。1987年3月19日，他返回台北，将一封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信函亲手交到蒋经国手上。六天之后，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蒋经国对杨尚昆的信反复研读后，在慈湖书房召见沈诚时说，他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中共高层次的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宣布开放赴大陆探亲及解除戒严。12月7日，蒋经国对沈诚说，一月初将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从廖承志的公开信，到杨尚昆的密信，再到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国共两党重新走向接近。然而，历史往往出乎人们意料，1988年1月8日，蒋经国突然咯血逝世，在他脑中与大陆联系沟通的计划也因密而不可宣而无法实施了。

　　在蒋经国去世之前，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他有四点计划，可谓有功有过，但可以看出他的思路是，要稳定台湾，就不可回避地必须与大陆开始接触，建立走向统一的态势。第一点是民主化，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全面选举，包括直选“总统”；第二点是本土化，为减少与本土居民的矛盾，他考虑到外省人垄断“政权”的时代必将结束，但在选人上他看走了眼，扶植了一个后来搞分裂出卖国民党的土生土长的农经专家李登辉担任“副总统”，成为他的接班人；第三点是作为“完成前两点的关键”，必须继续提倡民生主义，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他清楚地知道，不提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国民党就无法继续掌管政权；第四点也是震憾性的，要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

　　蒋氏父子不管如何顽固，对于一个中国，他们没有丝毫动摇过，他们只承认国共兄弟之争，即使是血雨腥风，但决不承认家国之分裂。蒋经国明白，台湾与大陆的隔断，必将断送国民党本身在台湾的生命力和法统合理性，所以，必须最终与大陆走在一起，走一条祖国统一之路。

　　然而，政治走向与领导人的生老病死竟是如此关系重大，蒋经国回应大陆毕竟太迟缓了，最后的决策似乎也太晚了。他的死来得非常突然，但并不完全出乎意料。他身患严重的糖尿病，数次眼底出血失明，晕厥倒地，但他非常好吃，对糖尿病患者足以致命的食品，他也无所顾忌照吃不误，还喜欢开怀畅饮。他对劝阻他的医生说，“吃不吃是我的事，把血糖降下来是你们医生的事。”就这样，他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了，但蒋经国本人却毫无察觉，表示身体完全可以撑得下去。在病逝之前，他一方面马不停蹄地准备国民党十三届全会的人事案，另一方面与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密商对大陆政策的改变。

　　廖承志公开信发表之后五年，一个突出的回应是蒋经国终于开放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这是蒋经国晚年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在岛内，大陆籍人士大都是国民党1949年退守台湾的军政人员，他们一代而亡的危险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的后代不得回大陆，就只有向四海走散，留在台湾的并不多，就是留在台湾的，也日渐本土化，失去了与大陆的气息相应。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传统势力日渐凋零，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已不可避免。晚年的蒋经国，在大陆发出的强有力的统一声音和台湾岛内党外运动的呼声及“台独”声浪的夹击下，感到形势严峻，不能不考虑与大陆的联系了。因为对于一贯支持“中国必须统一”的蒋经国和赴台的老一代国民党统治集团来说，台湾今后往何处去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严肃课题，蒋经国为此作出了有限度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重大决策。具体分两步实行，自1987年7月28日起，解除赴港澳观光限制，允许台湾民众以港澳为出境第一站；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许民众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外，凡血亲、姻亲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从而迈出台湾当局调整大陆政策的可喜步伐。此后，台湾当局又逐渐开放大陆非政治性出版物的进口和翻译，有限度开放大陆中药材和农产品进口，放宽对两岸通邮和经贸往来的限制。

　　海峡毕竟有了春水涌动，作为对台湾当局的善意回应，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部门立即发表谈话表示欢迎，保证台胞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和照顾，并进一步敦促台湾当局取消不合理的限制，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布了对台胞来大陆的接待办法，祖国大陆各地相继建立了台胞接待站。这样一来，以廖承志公开信为切入点，在中共和平统一政策的推动下，经过两岸的共同努力，海峡两岸持续了38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了。

　　来源：《海内与海外》月刊2005年2月 作者：吴跃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