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八届十中全会后，侨务工作在指导思想上产生了“左”的倾向，但一直到“文革”开始前夕，建国后制定的侨务政策都没有被废止，同时各地在“四清运动”中，还根据归侨、侨眷的具体情况，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防止政治运动对侨务工作造成大的冲击。一直到“文革”前夕，凭侨汇增加物资供应的办法仍在实施。从1963年到196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其他相关部门先后发布了《关于在增产节约运动和五反运动中有关侨务政策》(1963年6月21日)、《关于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待侨户问题的指示》(1963年9月3日)、《关于目前社会主义教育中侨务工作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1965年10月15日)等政策性文件。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争取侨汇工作仍然受到特别的重视。在中侨委1963年3月22日所发的文件中，虽然“左”的倾向性已比较明显，但文件对于争取侨汇却持坚定的态度，强调“汇款赡家是华侨的义务和正当权利，党和政府一贯采取保护侨汇的政策，严禁任何机关、团体、个人侵犯或变相侵犯侨汇”，要求“各地继续纠正追查侨汇来源、强迫投资、侵犯侨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侵吞、挪用侨汇物资等错误行为。”[23]

　　各省市在“文革”前的几年间在争取侨汇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1963年12月16日至23日，江苏省华侨事务处会同省商业厅、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联合召开了全省侨汇工作会议。会议认为江苏侨汇工作在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问题，如“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干部有片面的阶级观点，害怕海外资本主义的影响而阻止侨眷与海外联系，不加区别地限制和禁止党团员和干部同国外亲人的联系，甚至对一些有正当侨汇收入和依照国家政策法令规定享用一些侨汇物资的人也进行批评和斗争”；不少地区对侨务工作的领导不适应侨汇增长和更多地争取侨汇的需要，有些干部有松动自满的情绪。针对这些问题，会议提出以下相应措施：第一，凡是有归侨、侨眷和归国华侨学生的地区和单位，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教育广大党团员和干部正确认识侨汇工作的重要意义；第二，进一步做好侨汇物资供应工作，1964年供应侨汇物资标准仍维持1963年的水平并略有增加，一年收入侨汇5000美圆以上的市县都应设立侨汇商店或专柜；第三，加强银行解付服务。各市县人民银行对于收到的侨汇必须随到随解，严密手续，杜绝冒领错付现象，侨汇收入较多的南京、苏州、无锡、扬州、镇江、常州等市的人民银行要设立专职侨汇干部，其他市县银行应增加专职人员；第四，加强侨汇工作的领导，积极开展工作，全省侨汇工作由省人民委员会财贸办公室领导，经常工作由财贸办公室侨汇物资管理处办理，省分行筹设国外业务部办理侨汇，各市县由财政办公室统一领导。[24]这次会议对保持江苏侨汇工作健康发展的势头起了很大作用。1963年，江苏全省侨汇收入125万美圆，1964年为180万美圆，1965年已超过200万美圆。[25]仅苏州一地1965年的侨汇收入就达30万美圆，比1950年增加了14倍。[26]

　　1963年至1966年5月，全国侨务工作仍处于正常发展状态，归侨、侨眷的权益基本达到有效保护，侨汇收入逐年增长。

　　四

　　通过对“文革”前中国侨汇工作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侨汇工作确实对中国侨务政策的演变产生了微妙而不可忽视的影响，侨汇是“文革”前中国侨务政策保持连续性、一贯性的重要因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侨务这一特殊而又极其敏感的政策领域，没有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况，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惊奇。

　　侨务政策的这种连续性、一贯性，当然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但侨汇在当时国家政治经济中的特殊重要性无疑是主要因素之一。从建国初到“文革”开始前，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国难以通过正常的国际贸易获取外汇，而国内飞速发展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目标又急需大量外汇。在这种状况下，侨汇就成了中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诚如建国初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所说：“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建设，需要进口的东西很多，也就更需要外汇。侨汇汇回来，不仅是利益归了侨胞，同时也有功于国家。过去我计算过，一年的侨汇，要等于山西全省(一千万人)的国民经济收入，也就是等于国家在国外还有一个省。”[27]1950-1954年，全国外汇收入达6.84亿元，占同期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额的50%。[28]1957年2月14日，福建省侨委和人民银行给省委的报告中提到：“今年国家外汇很紧张，外汇国债要开始偿还，对外贸易因国内物资紧张而适当削减，国际活动又须用外汇，因此争取侨汇更为重要。”福建省委批示：“侨区各级党、政领导要把这一工作放在工作议程上来，经常研究侨汇情况和争取侨汇措施，并反复向干部进行保护侨汇政策和侨汇对国计民生重要性的认识。”[29]1962年8月江苏省召开的侨务工作会议也强调了争取侨汇在当时的特殊意义，认为，“争取到侨汇不仅可以改善归侨、侨眷的生活，而且国家掌握了这部分外汇，可以自由运用购买国家所需的尖端机器，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孤立。因此，国际斗争需要侨汇。就国内来说，我们目前还有困难，不得不向外国购买粮食，买粮食需要外汇，通红司偿还外债也需要外汇。”1964年，中侨委主任廖承志在一次会议中提出这样的观点：“所有不利于争取侨汇的行为都是有利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行为”[30]。

　　由于侨汇的特殊重要性，争取侨汇成为侨务政策实施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侨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要争取侨汇，其前提是要做好归侨、侨眷的工作，要保持侨务政策的连续性。侨汇既是侨务工作的一部分，又是整个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的晴雨表。当侨务政策不能得到很好执行时，归侨、侨眷的权益就会受到侵害，国家侨汇收入就会下降。这时，国家有关方面就会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或者是重申以前的侨务政策或者是通过新的具体政策措施——来制止对归侨、侨眷权益的侵害，扭转侨汇收入下降的趋势。这种互动关系使得“文革”前的侨务工作没有受到大的或持续的冲击，侨务政策大体上保持了连续性和一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