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中苏交恶后的“反修”斗争中，对待苏联，他是当仁不让的。我感觉他对苏联早有意见，在所谓“牢不可破”的时期，我见到过私下流露对苏联的微词的只有他和李一氓。他们都不满意“老大哥”的颐指气使，而且对有些政策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我听廖公说过，过去在延安时，“我们”追随苏联的政策，做过不少错事。例如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苏联诬陷为“国际间谍”，驱逐出境后曾想来延安(她第一次访延安后，曾写过盛赞延安和中共的文章，这是她得罪斯大林的一个隐蔽的因由)，遭拒绝。她回到美国，当然为主流社会所排斥，而美国左派也追随莫斯科，不接纳她，使她处境十分孤立、极端困难。当时在延安新华社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受斯特朗案的牵连，也被打成“特务”，中共根据苏共的要求，把他逮捕入狱。廖当时是新华社负责人，亲自经手办理此事。李敦白新婚不久的中国妻子也只好离婚。所以廖提起此事时，说自己干了一桩“缺德事”。我猜想以他的经历，对于中共与苏共的历史恩怨知之甚深，一旦可以公开批评苏联，他不大需要“转弯儿”。他尽管开会时总似不大专注，但是在关键时刻，反应很快，做决定、下指示都是当机立断，很少犹豫。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退场以抗议苏联代表对民族独立运动的讲话，标志着中苏在“和运”中公开决裂，就是他带的头。我当时从后面的翻译厢中望见中国代表团的坐位，只见廖公忽然摘下耳机，往桌上一甩，站起来就走，整个代表团连忙跟着都起身走出了会场。这是先斩后奏，“退场”并不在出国前的“预案”之中，不过中苏争论已经公开。后来那位苏联代表的讲话被当作苏联“污蔑民族独立运动”的例证写入了中苏公开论战的“九评”之一(今天如何看待那些具体问题的是非，又当别论)。事后他和刘宁一(代表团另一位领导)一起，告诫中国团员说：“退场可不能轻易退，你们以后可别开会开腻了就退场，好回旅馆打桥牌，那可不行！”我体会，这里进退的掌握，也是一种艺术。

　　他一生经历无数惊涛骇浪，听他闲聊是一大享受。但是他很少讲革命经历、战斗故事，只自称是“国际坐牢专家”，外国的、中国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监狱共坐过七次：日本三次，荷兰一次，国民党的两次，长征路上做张国焘囚犯一次(后来“文革”期间为周恩来特殊保护软禁五年，他自称算“半次”)，几番九死一生。记得他讲过在张国焘那里当囚犯，本属于被杀之列，是他的画画才能救了他，张需要他画宣传画，才暂时留他一命，铐着手铐走长征路。后来周恩来到张国焘那里，巧妙地把他救了下来。

　　他阅人无数，许多名人轶事信手拈来，都是趣闻。说到讲日语，他说日本男、女以及不同身份的人用语都不一样，特别是敬语和语尾，一听就听出来讲话人的身份。例如一位女同志(当时也已是领导干部)原来在解放区做日本战俘工作，结果学了一口流利的“丘八话”，改不过来了，现在每当接待日本代表团，说话就露馅，他(廖)也不能制止她讲日文，毫无办法。还有过去在日本留学时，有个中国同学日语很差。忽然有一段时间不露面，同学都不知他哪里去了。过了几个月再出现时日语大有进步，但是一个大男人讲了一口特别谦恭的“下女”(即女招待)话，同学就都知道他这段时间到什么地方去混了。还有一些当时已进入老年的名人，年轻时在国外留学的轶事，他也讲过一些，例如某男士追求某女士，拿出“程门立雪”的功夫，真的在大冬天在门外站了一夜，等等。他还讲他过去恶作剧的事，最得意的是趁人睡着之时把他两只脚的大拇指捆在一起，等他起身下地，一定摔倒。诸如此类，当时如果记下来，可以编成“新笑林”。

　　他对自己的“胖”不以为意，还常常自嘲。常爱讲的一桩轶事是裁缝为他量衣服，发现腰围比裤长要长，起先不相信，量了好几次才相信。说到这里他总是开心大笑。他饭量极大，食欲旺盛，典型的广东人什么怪东西都吃，在国内只要夫人经普椿在场，总要受到约束，但是一出国就放开肚皮吃。一次在瑞士山区一个小镇上一家以蜗牛著称的餐馆，每份蜗牛一大盘，别人都吃不完，他一人吃了双份。南亚特产榴莲，许多中国人闻之掩鼻，飞机、酒店，都不许带进去，但是他视为美味。有一次，我们代表团经过仰光，李一氓时任驻缅甸大使。一见代表团就说，见到名单中有廖公，知道就是冲榴莲而来，所以早已备下。打开榴莲时，我和几个女同事都躲得远远的，他笑我们“太没文化”，自己大快朵颐。还听陈乐民说，一次在加纳开会期间乘汽车在公路上走，忽见一大田鼠从车前跑过，他大为兴奋，立刻叫停车，让同行的小伙子去追，居然给追上了，当晚中国使馆的大师傅剥皮红烧，他吃得津津有味。有一次乘飞机，我坐在他旁边，见一份外国杂志上有一则关于减肥的报道：某人原重三百多磅，减肥成功后减了差不多一半体重，其秘诀就是吃一种降低食欲的药，使食量大减。我介绍他看那篇文章作参考。他看完后说，“那样人生有何乐趣哉？不干！”

　　我那时很瘦，食量极小，坐在他旁边吃饭成鲜明对比，他总觉得不可思议，说吃这点点能活吗？简直是吃猫食！于是给我起绰号叫“小猫”，在他画的众多漫画中有画我的猫头人身像，穿着旗袍，头大身体小，猫脸上还戴一副眼镜，居然还真像。他送给我一张，可惜我没有保留下来，不知何时丢失了。直到“文革”后再见面，他还当众叫我“小猫”。不过他对比我年长许多的干部也叫绰号，有的已是老太太，他还叫她“小姑娘”，我也就无所谓了。

　　他在两个人面前决不敢顽皮，一位是他的母亲何香凝老人。他是有名的孝子，对母亲照顾备至，执礼甚恭。一位就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他特别严格，真像对晚辈一样，随时耳提面命。我亲自见到1966年的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纪念会，尽管“文革”已经开始，那次大会还是很隆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前在一间贵宾休息室内，坐满了与孙中山有关的故旧和海外来的亲属。周恩来总理进门环视一周，立刻回头问：“小廖，何老太呢？”廖说在另一间休息室。周说，赶快把她请来。于是廖连忙出去，过一忽儿，自己推着何老太的轮椅进来了，并站在她身旁，俯首介绍前来问候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