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为斯特朗祝寿的宴席上(赫鲁晓夫为斯特朗平反后，1958年斯特朗来中国定居直到去世，由我所在的“和大”接待，每年都为她举办生日宴会，而周总理每次都亲自参加)，周总理在谈话中提到当天从《参考资料》上刚刚看到的一篇重要文章，立刻转身问“小廖”，看过没有。廖答称还没有来得及看。周立即不悦，严厉地说，这样重要的文章你不及时看，是不是又在看那些花花哨哨的外国杂志？接着转向经普椿说，以后你注意给他床头放点正经的材料，把那些杂志拿走。经普椿说，我管不了这个。周说：你怎么能不管这个，难道只管生活？廖只有恭恭敬敬地听着。我觉得周总理对廖特别严，正是对他特别信任和看重，爱之深而责之切。廖在周面前像小学生，挨批评以后，回头向别人吐吐舌头。

　　还有一位与廖关系非同一般，廖对她绝对尊重的人是宋庆龄。我没有亲见过他们二人在一起的情景，但听说只有廖是能随时登门见宋的，宋待他如子侄，也最信任他。后来，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大概廖成为宋惟一可信任的人了。所以“文革”期间廖公也被“打倒”批斗，对宋是一大打击，据说从此她闭门不见任何人。

　　廖公的确喜欢广为阅读外国报刊书籍，出国时常让人“弄”些来看。我第一次知道《洛丽塔》这本书，竟是从他与旁人谈话中听到的。那时他们谈起来神秘兮兮的，我虽不知内容，但听得出是禁书。多年以后，此书正式传入中国，想起原书刚出版时廖公就已看到，才体会到他是如何“开放”。

　　“文革”开始以后，我再次见到廖公是在1973年，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访华之时。那个时机正是林彪事件之后，“批林批孔”之前，是一段短暂的批“极左”的喘息期，气氛略松动一些。周总理乘机抓紧落实政策，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廖也在其中。他是海伦点名要见的人之一，安排与她吃了一顿饭。多年不见，我感到廖公老了，比较憔悴。但是一开口说话，神情依旧。海伦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啊，你还活着，真好！”他哈哈大笑。后来还向别人说，这位夫人有个特别的问候方式，就是“啊，你还没死”！那次只叙旧，不谈时事，海伦很兴奋，话比较多。她见他活着就满意了，却没有问他这几年的遭遇，这样，廖也就避免了对“文革”讲违心的话(当时对海伦·斯诺的接待方针之一，就是要让她“理解”“文革”)。

　　从中日建交到改革开放，当然是廖公大显身手的机会。另外侨务工作，也是廖公有特殊优势的领域。我记得他说过，他收到许多访问香港的邀请，但是他不敢去，因为廖、何两家在香港的远近亲戚至少有四百人以上，他如何应付得过来！当然还有散见于海外各国的也不在少数。正因为如此，侨务工作的领导非他莫属。

　　1982-1983年，我第一次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是中美开展学术交流之初，双方都很重视。那时我国在对外关系中还有许多不合时宜的框框和僵化的教条，我自己其实思想也不大解放，但是过去至少有一些“看世界”的基础，这次有机会在美国获得感性知识，并比官方派出的人员行动自由一些，接触面更广泛，了解实情更多一些。不免对中美关系乃至我国整个对外关系有一些新的认识，对我国的惯常思路和做法有一些反思。我只不过是一介布衣，人微言轻，如果有什么“建言”，通过正常途径，是很难冲破层层关卡上达的。我当时能想到的、够得着的，而又估计能听得进我的意见的，就是廖公了。当然廖公当时又已担任各种要职，是大忙人，并不专门负责对美工作，与我也不属于一个系统。但是不知怎地，我相信，我如果求见，他会见我，以他对新鲜事物的兴趣和敏感是会有兴趣听我谈的。所以，我暗中决定，在1983年夏结束访问后回国，就设法求见他一次，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不料，就在我回国前，顺访加州，住在中国问题专家何里汉(HarryHarding)教授家，有一天早晨，他告诉我“廖承志先生去世了”。我感到十分突然，黯然神伤久之。我失去了一个再见他的机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样的人物是特殊历史的产物，不可能有来者，他才75岁，不能算老，在中国刚刚开放的关键时刻失去这样一位人物，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