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场迈向学术精英

　　出生在上海的丁果曾在沪郊农场工作，那是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代，当时每月18元，比贫瘠山乡略强一点。虽然要干各种农活已很疲累，但他已养成学习的习惯，读书早就成为一种自觉行为。机会往往青睐于有准备的人，这句老话就应验在丁果身上，他成为高考恢复后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华东师范大学这所著名学府的历史系。

　　丁果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关心国家的变化与命运。他说自己之所以当时选择历史系，就是因为有志于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出路。

　　那时喜欢读书写作的学生，几乎都是文学青年，丁果自然也不例外。在上大学期间，他就写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发表在《文汇报》上，在校就已小有名气。那时成绩突出的学生才获留校，比例在十分之一左右，丁果就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在校文科教师。

　　1984年东渡日本，丁果开始他的留学生活，主攻中日关系与国际政治。1990年移居加国。1998年在香港出版有关日本评论的著作，是他旅日生涯的一个总结。

　　在加国十几年间，丁果先在平面媒体主编专版，后在多元文化电视台当主持人，周六访谈曾是大温华社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同时他也参与多种社会活动，举办讲座，在多个刊物主办专栏。应大陆多所大学邀请，他还前往演讲，特别对加国时政与加中关系陈述己见。

　　华社就是主流社会

　　在加拿大华人中，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争取融入主流社会”，而且以此为其尺度，无形中这种自动划线的做法，就自外于本地社区了。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丁果就提出“华社就是主流社会”的观点，而且对此的坚持始终不渝。那时魁独团体在魁北克打压中文字幕，提出中文不能大于法语。丁果深不以为然，撰文反驳据理力争。他指出唐人街的形成，就是主流意识的一部分，其发展过程不是外国人的历史。

　　华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在加国的行为模式，所以丁果认为，要想端正行为模式，关键在于改变不正确的思维方式，这种扭转只能自己实行和完成。由此就产生一系列问题，丁果提出华人企业是不是主流企业一部分？这个问题也决定了华人企业能否做大做强。如果有认同，就要跟本地规范靠拢乃至吻合。都说西人企业待遇好，见微知着，就暴露出华人企业在管理上的差距。他举雷氏家族创办的London Drug为例，其员工待遇肯定与本地一样，这也是它之所以成功的一面。

　　由此顺理成章地发问：如何走出唐人街？老侨辛苦走了一百多年，才走到西区，不过十几里长，但已很有成就感了。新移民一步到位，抵埠就定居西温，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心中就没有唐人街。但也有新移民看不上老侨的打拼历史，丁果认为一旦站在加国土地，就应有两种感恩：老华侨与其它族裔的先民。没有包括原住民的共同创业，就没有今天的加拿大。不要认为把一些钱带进加国，就指手划脚理直气壮地消费，无止境地索取。

　　在公开承认自己族裔身份上，华裔在卑诗省排第一位。本省华裔40万左右，占全省人口10%。丁果认为，华人应扪心自问的是，华人义工是否也占全省10%？纳税额是否也占10%？如果这些自己都无法“达标”，怎么能指望别人改变对自己的做法呢？

　　丁果说他在打两个方面的“战争”，一个对外，另一个对内。对外就是针对本地社会，当年《明报》与《温哥华太阳报》合作时他就对西人讲，华人移民到加第一天，就应享有不打折扣的权利，这是不应含糊或有偏见的。对内就是提高华人的能见度，尊严是双向的，只有做出令人尊重的事情，才能要求享受尊严的权利。开豪华车领牛奶金，偷税漏税，都难获尊严。富足不只体现在物质上，还要体现在心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