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巨镇”因瓷崛起

　　“曲河之所以名曰曲河，在于三面环水，这水，就是颍河——颍河在这儿拐了一个弯儿，这就是《重修观音文殊普贤三菩萨碑记》所言的‘地名曲河，面水势也’。”登封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常松木先生说。

　　曲河唐宋瓷窑遗址在登封市告成镇东南1.5公里许的曲河村，而今是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武则天为纪念嵩山封禅登封告成，改嵩阳县为登封县，改阳城县为告成县。历史上，大禹都于阳城，周公测影阳城，阳城一直是颍水之畔的一方重镇，直到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告成(阳城)才撤销县置，并入登封。”吕宏军先生说，“撤县百年，也就在宋神宗时代，曲河取代告成，成为一方巨镇。这中间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曲河因瓷而兴。”

　　曲河镇因瓷而兴，因瓷而衰，其兴也勃，其衰也忽——1.5公里之内，显然不容两镇共生共荣。走过赵宋时代，曲河窑衰落，曲河镇再次沦为小村；与此同时，告成镇再度兴起，直到今天。

　　在北宋登封“颍阳、费庄、曲河三镇”中，不唯曲河因瓷成镇，费庄亦然，只是费庄古镇早在上世纪50年代已被淹没在登封、禹州交界的白沙水库之中。而颍阳，位在登封西南，直到金代才彻底不再设县，并入登封，成为登封西南重镇。在此之前，颍阳忽而设县，忽而为镇，划入登封。在赵宋时代，颍阳当是费庄、曲河诸窑瓷器西去洛阳的必由之路。

　　颍阳、费庄、曲河三镇都在颍河之畔，瓷器让它们在赵宋时代共生共荣。

　　金元时代，颍河之畔诸窑相继断烧，登封东南的告成、登封西南的颍阳自此再也没有设立县置，彻底并入登封小县，颍河流域就此“塌陷”。

　　登封遗存下来的文献，大都是明清文献。此时颍河之畔诸窑已经断烧，自然难见文献记载瓷窑。颍河

　　之畔诸窑辉煌之际，行政区划颠来倒去，诸窑文献阙如，当可理解。

　　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让辉煌灿烂的登封诸窑，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重新发现登封窑，是在1962年5月。

　　冯先铭先生在《河南密县、登封唐宋古窑调查》中这样写道：

　　“1962年5月间与叶？民前往河南调查古窑遗址……登封之行，是在调查了密县西关窑址之后才决定的。为了搞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密县调查结束后，立即取道前往登封。

　　“登封曲河窑址在曲河村，从村西0.25公里许开始到村东，全长1公里左右，匣钵、垫饼、瓷片遍布在山坡田垄间。该村现尚有寨墙，城东部、北部墙上瓷片也很多，系历年修墙时所堆积。”

　　2008年11月12日，记者来到曲河村，冯先生所言的1公里左右山坡田垄间遍布匣钵、垫饼、瓷片的景象已经不见，唯见“北部墙上瓷片也很多”——该墙周边，亦尽是曲河村民新起的院落。

　　冯先铭先生在该文中还写道：“在登封窑整个烧瓷历史中，其黄金时代是在北宋时期……从采集的标本看，以这一时期质量最高，产量也很大……能够代表登封窑的特征，要算北宋时期的珍珠地划花及白釉刻线两类。这两类装饰方法在同时期其他瓷窑采用较少，而在登封窑所占比重则相当大，具有明显的代表性。”

　　基于冯先生的调查，故宫博物院所藏国宝“珍珠地双龙虎纹饼”，被确认为登封窑作品；其他一些古瓷，由此也陆续找到了“娘家”，以致2006年叶？民先生撰写《中国陶瓷史》(三联书店出版)时，还在特别强调：“有一种褐色地剔划白花的作品，是在敷有化妆土的白胎上剔刻花纹以外部分，留下白色花、叶再划出花蕊、叶脉，精美异常，而在南北方其他窑址从未见过，可称是该窑独树一帜的代表之作。但在国外图录中则往往误为修武窑或磁州窑产品，应予更正。”

　　叶先生要更正的，是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登封窑独树一帜的代表之作——褐地剔划花纹执壶。

　　叶先生在《中国陶瓷史》亦云：“登封窑为唐宋名窑之一，窑址在河南登封县(今登封市)曲河村。”

　　由于冯先生、叶先生是中国古陶瓷学界的泰山北斗，以致学界乃至民间有了“登封窑=曲河窑”、“登封窑=珍珠地”的概念。

　　因了这一概念，上世纪60年代在“登封窑所占比重则相当大”的珍珠地瓷器残片，当下近乎荡然无存。常松木先生企图在曲河窑址寻得残片，好让记者眼见为实，但寻了1个小时，不见一片珍珠地与白釉划花残瓷。

　　两位先生的匆匆调查，影响可谓深远。

　　但是，两位毕竟来去匆匆，他们揭开的，也只能是登封窑的冰山一角……(于茂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