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的重新演出，依然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首都剧场里场场客满，一票难求。等到1984年就已经演出了四百多场，这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写出的剧本里，其寿命之长、影响之大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拍了电影、电视，一演再演仍然受到欢迎。同时，内行人赞成，外行人也赞成；年纪大的人喜欢，年轻人也喜欢；中国人爱看，外国人也爱看。说到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要提到它；探讨新的现代戏剧观也要拿它作依据。笔者认为在“中国话剧百年”里，前五十年要属《雷雨》，后五十年就要属《茶馆》，因为它们既经过了观众的考验，又经过了历史的考验。可以说，《茶馆》就是这么一个独特的、耐人寻思的戏剧现象。正如一位老戏剧家所言：“《茶馆》是一部内蕴丰富的舞台艺术作品。人物性格的鲜明塑造，人物心理、感情的真实开掘，与生动、有韵律美的语言、形体动作和场面调度的结合；严格现实主义与戏曲传统的风韵相结合；其中还融汇着象征等‘表现美学’的因素；它把‘人艺’在此以前的美学追求和导演、演员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功力汇集于一身；既有比较深厚的传统，又有新意；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它不仅是‘人艺’五十年艺术追求的总结，而且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1980年9月《茶馆》赴西德、法国和瑞士演出，作为中国话剧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深刻的影响。它被《莱茵内卡晨报》誉为：“远东戏剧的奇迹”、“史诗型戏剧的典范”。它也被《费加罗报》称为：“和契柯夫一样，老舍描写的是过渡，是变化，是决裂；和契柯夫一样，老舍叫我们了解，有朝一日，可能在这片废墟上，会诞生一个新世界，一个公正而美好的世界。”
可以说，正是改革开放给了《茶馆》以第二次更加辉煌的生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到来，那么，《茶馆》将永远是一具戏剧的“死胎”，无声无息不见天日。而如今，在中国话剧历史的长河里，《茶馆》算是于黎明时分的一声雄鸡报晓，美哉，壮哉，亮哉。
一部新戏的诞生
1980年的早春季节，乍暖还寒。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京西宾馆召开了“剧本创作座谈会”，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盛会。
胡耀邦同志在会上，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做到八个大字——“敢想敢干，百折不挠。”他说：“我觉得当前最可宝贵的就是这八个大字。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创我国文学艺术新的大繁荣时代，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伟大艰苦的事业，你不敢想敢干、百折不挠，那怎么干得成！我们的队伍太小了，我们不是一支大军，是一支小军！……十几年来，我们这支队伍受到很大损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有的同志则是被摧残死的……”说到此处，他忽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激情地举起双手大声疾呼——“单凭这一点，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者打成反革命！”顷刻间，会场里先是一个震撼后的停顿，接下来便是响起了雷鸣般的热烈掌声，不少人流出了难以控制的泪水。我作为一名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剧作家，也动容了，眼睛红润了，心脏速跳了。如今这一壮观的场面依然犹如在眼前，它将定格在新中国的历史长卷上，我已经记住了28年，我还要记上一辈子！
那个时候，我刚刚按照剧院的安排，深入到京绵三厂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准备创作。然而，在诸多的新型社会矛盾面前，特别是尖锐、复杂、深刻的新型社会矛盾面前，我有些犹豫不定，裹足不前了。到底要不要真实地反映这些矛盾冲突呢？我不敢也不能找出正确的答案来。当想到要触及某些领导干部身上的阴暗面时，历史的教训不能不使我战战惊惊，心有余悸。然而，正是胡耀邦同志的这一席沉甸甸、热乎乎的话语，使我当时的创作思想和精神状态注入了“鼓足勇气、奋力向前”的要素。经过一段认真的学习与思考以后，我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以下的一些理念：“一个作家只能在矛盾冲突当中，来表现我们时代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不敢触及生活中的阴暗面，写光明面也不会真正有力量。”“作家的社会职责要求我们站到时代的尖端，以历史的眼光和社会的角度，去观察生活、表现生活和提出问题。”……为此，我打定主意，痛下决心就写反腐倡廉的主题，并且一口气写出了《谁是强者》的剧本。北京人艺通过剧本以后，在1981年的秋冬组织了排练和演出。由林兆华担任导演，吕齐、修宗迪、严敏求、李士龙等主演，成为全国话剧舞台上第一部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剧目。大约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演出以后的经历是曲折坎坷的，我们所有主要创作人员——也包括剧院领导，都有些心神不定，紧张异常，惟恐演出在政治上“越过雷池一步”，乃至会遭到“枪毙”的噩运。正式演出虽然开始了，观众踊跃一票难求，反应也比较强烈火爆，但是我们的心总还是高悬着放不下来，而市文化局的领导更是着急地等待高一级乃至中央领导来表态。可以说，他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请中央领导看戏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处于悄悄的“冷处理”状态，新华社以及各个报纸、杂志都迟迟不敢发消息、谈观感、做评论，乃至观众的座谈会也不便组织。那时，我才深切体会到一个戏在演出以后毫无反响，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这才是最能折磨人、伤害人的。实际上，剧本里描写的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社会大事件，只不过是写了一个棉纺织厂厂长袁志成，为了加快实现“四化”建设，在扩建新车间的过程中，遭受到各个相关单位的要狭、利用、盘剥，逼迫他向不正之风就范、投降；面对“关系学”的重重包围，他也一度动摇做了让步和妥协。可是，当袁志成违心地去给“关系户”供电局上供(仅仅是一条毛毯)时，又实在容忍不了对方的胡作非为，乃至“狮子大开口”，终于拍案而起，痛加指责，扬长而去。结果，纺织厂自然还是得不到增加供电，新车间也开不了工。而且，戏里最大的要批评的对立面人物，也只不过是市轻工业局的党组副书记，这就仿佛是捅破了老天似的，被看作为“离经叛道”的“另类”。因为，那时的文艺作品中只能写一点农村生产小队长、大队长的毛病，连写老干部的毛病都是犯大忌的。也就是说，那时作家还处于一种“帽子很多，胆子很小，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被动、消极、无奈、沮丧状态。
老实说，那样“眼巴巴等待领导表态”的日子是很难熬的。当时，导演林兆华就发牢骚说：“讲心里话，我对反映现实斗争的戏，是有创作热情的，甚至偏爱。但现实总给我一个感觉——搞一出现代题材的戏像是后娘生的孩子，而搞一出中、外名剧，一是不要审查通过，二是宣传部门毫无余悸的宣传，三是也容易出名。”而我作为剧作者也遇到了许多好心人的种种规劝——一，最好回避现实生活中尖锐的、不易解决的矛盾；二，表现现实生活矛盾，分寸不好掌握，只能是吃力不讨好；三，社会问题提出得再正确，解决的方法再恰当，也会显得虚假、浪漫，观众根本难以相信。……如此等等，简直就是等着下“停演”的命令，卸妆、回戏了。
没有想到的是，大约一周以后就雨过天晴，峰回路转了。12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宣部副部长、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同志不请自到来看戏，在戏演完以后，又到休息室和我们主创人员以及曹禺院长，谈到深夜12点多钟。老贺主要是肯定了这个戏，认为该戏在反映四化建设的火热生活，表现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矛盾冲突，塑造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四化创业者形象，以及坚持革命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等方面，都获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同时，提出要好好宣传这个戏。时隔不久，12月16日习仲勋副总理又来看演出，同样对戏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要求我们的胆子再大一些。他说，党风不搞好怎么能进行“四化”建设呢？接着，12月20日《文艺报》和《人民日报》文艺部联合召开了数十人参加的首都文艺界人士座谈会，连续畅谈十二个小时，对戏从多方面进行了评论、论证、探讨，既肯定了成绩，又指明了不足，也提出了相关的文艺创作问题。这次的“座谈会纪要”还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来看戏的观众更是猛增，应接不暇，北京人艺只好排演了两组同时演出。据不完全的统计，1982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有一千多个剧团(包括戏曲剧团的改编)都演出了这个戏，形成了一时的“热点”。此后，该戏又获得了中央文化部和中国剧协颁发的“全国优秀剧本奖”，和北京市的优秀剧本一等奖和优秀演出一等奖。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得知，那天老贺来看戏之前不久，在向胡耀邦同志汇报文艺创作情况的时候，胡耀邦同志着重强调——一定要让作家们放开手去写，怎么可能是一揭露社会矛盾冲突就会犯“反党”错误呢？
这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亲自经历过的一件事。当时，我和大家一道看到了改革开放给祖国带来的新气象，以及给文艺事业带来的日渐繁荣。今天回忆起来，也是很能令人深思的。让历史告诉未来吧。首先，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同样是非搞改革开放不可的，否则就没有出路，现在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敢想敢干”；其次，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也是充满荆棘和坎坷的，现在仍然需要我们继续“百折不挠”。难道事实不正是如此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邓小平同志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而改革开放的实质是思想解放，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开始，独立思考的风暴不可阻挡地来临了，我们渐渐地确立起新的价值观、人生观，在这过程中充满了探索性、创新性和突破性，中国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着宏大的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笔者想，这篇短文绝不仅仅是述说那时人文事件的起伏跌宕，而是力争在透视人文事件的背后当中，引发读者对于中国文艺史的经纬曲折，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经纬曲折之深入思索。纪念是为了迎接未来。也许，这才是最好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