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国学热”

　　传统文化潮流与新儒家兴起

　　在这股传统文化的潮流之中，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

　　1920年初梁启超旅欧回来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和1921年出版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两部著作。

　　与此同时，一些著名学府中的著名学者，也办起了各种以研究传统学术文化为主的学术刊物。1919年3月由北京大学文科编辑出版的《国故月刊》，大概是最早的一种。

　　1922年，被尊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应江苏教育会之请，公开向上海社会各界做“国学”专题讲演，前后共十次，后整理成两个文本，先后以《国学概论》和《国学讲演录》为题出版。

　　此外，在一些学校里也设有“国学概论”的课程，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以他1926年至1928年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和苏州江苏省立苏州中学的讲稿整理而成的。

　　“国学”一词的含义是非常笼统的，从最广义上讲可以包括本国的一切历史文化学术现象。

　　但更多的学者并不赞同对“国学”做如此宽泛的诠释，而是主张把“国学”界定在传统思想、学术范围内。不过即使如此，学者们对它的理解与处理也不完全相同。例如，章太炎讲《国学概论》(《国学讲演集》)以传统的小学(文字学)和经、史、子、集的范围来论述“国学”，而钱穆的《国学概论》则借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之意，以“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为“国学”之旨趣。前者侧重于典籍，后者侧重于思想。

　　上世纪下半个世纪，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在创造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严重的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和人类生存环境问题。东西方都有不少学者反复提倡“新人文主义”，以期摆脱人类日益沦为机器、物欲奴隶的困境，找回失落了的人性、自我。而当他们倡导“人文主义”时，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东方传统文化。这当然也会引起东方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反思。

　　此时新一轮的传统文化热——新儒家的兴起也可视为国学研究的一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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