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由来，至今仍是一个谜。如今，人们只知道它开凿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原是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初，这个洞窟连带内藏数万件经卷、文书、佛像、幡画被一同封闭起来，在其后近千年的时间里被人们彻底遗忘了。对于这样一个在今天看来异乎寻常的举动，学者们曾作出许多猜测，有人说藏经洞是为了躲避战乱而封，有人说这是寺庙废弃经卷之所，有人说这里原本就是寺庙的图书馆。至今未有定论。

　　遥想当年，敦煌为丝绸之路要冲，华夏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西方文明四大文明在此交融贯通，儒教、道教、佛教、摩尼教、祅教、景教六种宗教汇集并传，其繁荣盛况远非今日之大漠孤城所能想像。而保留了公元5世纪到11世纪大量文献的“敦煌遗书”，正是当时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想来，中华文明的博大之处，正在于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博采众长的勇气。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城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临终诗道出的是无限悲凉。李鸿章写就此诗的时候，在敦煌，藏经洞的秘密刚刚被王道士勘破。

　　千年与世隔绝，不仅最大限度地延缓了“敦煌遗书”的纸张老化，更令它安然躲过水火兵燹的侵袭，这是世界文明之大幸；而它在1900年——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再次现身世界，却又注定了它的大不幸。外国探险家的疯狂劫掠、长途运输中的散亡流失、管理者的监守自盗，让“敦煌遗书”饱尝离散之苦。1909年，劫余“敦煌遗书”辗转运抵京师，数量已不足三分之一。时至今日，“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虽然不无偏颇，却真实地道出了国人面对这一惨痛经历的扼腕心态。然而，风雨飘摇中，“敦煌遗书”的遭遇折射出的又岂止是一段“学术伤心史”？

　　“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是小说家的放达之语。中华民族一次次在危难中浴火重生，靠的是不断反思与反省。越过《敦煌遗书》向前望去，目光恰与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不期而遇。

　　“这就是砸缸救小朋友的司马光爷爷写的么？”回想起几天前听到的一位6岁孩子的发问，禁不住会心一笑。在听似“错乱不堪”的言语背后，是传统文化的种子正在播入一片幼小的心田。然而，在这幅手稿上，已然见不到当年砸缸少年的机智果决；虽然只是提纲，但运笔行文一丝不苟，即便勾画涂抹也是中规中矩，有的只是史家的严谨法度。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凝视手稿，对司马光当年撰写《资治通鉴》的一番苦心会有更深的体味。从公元前841年起，中国历史便有了逐年的编年记录。这当中承载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中国人亘古不变的强国梦想。

　　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所增益的，便不仅仅是个人的视力，而是全人类的视野

　　眼前是一幅东汉刻石“君车画像”的拓片。为首一驾君车疾驶而来，其后数骑护从鱼贯随行。朱色拓印，正与汉家风尚暗合。虽然早已不见高祖“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气干云，倒也别有一番王侯气派。拓本中不仅骏马昂首奋蹄惟妙惟肖，车马上的人物神态也清晰可辨，令人叹为观止。

　　“要反映一片石刻的全貌，中国古老的传拓之术往往比现代照相技术更能传神。”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专家冀亚平介绍道，“不像照片，拓本不受角度、光线的影响，也不会失真，一些细部痕迹都可以分毫毕现”。《三希堂法帖》使用的是“乌金拓”，墨迹黑亮如鉴；“大克鼎”使用的是“全形拓”，让这件青铜器拓本呈现立体的模样；薄薄的“蝉翼拓”墨色甚至不曾淹没淡淡的纸纹，多重颜色合为一体的“套色拓”令人眼前一亮……不过是纸与墨的配合，在古人的智慧下，竟幻化出如此神奇的景致。

　　传拓这门古老的技术最早大约出现于汉魏之间，至唐代，拓碑已经相当普遍。今天，很多石刻早已不存，而拓片，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而历代名家的书法风采，也大多因此而与今人谋面。

　　不仅如此，传拓术还是雕版印刷的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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