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一般认为，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初，至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使古代印刷术臻于完备。

　　美国历史学家兰德斯在其著作《国富国穷》中阐述过一个颇有意思的观点，他将“眼镜”作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发现，因为，眼镜使那些从事精细工作的人的“工作寿命”延长了一倍以上。如果沿着兰德斯的观点而推论，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所增益的，便不仅仅是个人的视力，而是全人类的视野，使更多的人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

　　几丛细竹随风摇曳，两只彩蝶翩翩起舞。“画得真好！”几页《十竹斋笺谱》前，不少观众异口同声。当他们得知这不是画的，而是套色印刷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专家介绍说，它采用的是17世纪发明的“饾版”印刷技术。印制时每种颜色各制作一块板子，一幅图往往需要三四十块板子，按照先轻后重的原则印刷六七十次。由此，蝴蝶如丝的触须和翅间纹理以及竹叶远近飘摇时造成的明暗变化都得以充分的展现。同时，这册图谱中还运用了“拱花”技术，当你俯身将视线与书页水平时，便可发现画面是凸出于纸面之上的，竟有浮雕之感。此时，印刷术已经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种艺术。

　　技术，推动世界前进，使人类获得主宰自身命运的力量。艺术，滋润个人心田，使人类成为乾坤间心灵之花的主人

　　古人传说，书页中的小虫，如果三次吃掉书中的“神仙”二字，自己便也会化作神仙。当然，这只是人们赋予这些“生死文字间”的生命一种美好的幻想，在现实中却作不得数。

　　事实上，书中蠹虫实在是书籍的天敌。

　　中国人最早发明了纸张，此后，中华古籍也多以纸本传世。水浸、火烧、霉变、絮化、鼠啮、虫蛀都是书籍的大敌。其中虫蛀最是防不胜防。古代人很早就在纸张上以黄檗、椒汁染纸，在纸中施以虫药。所谓“万年红”看似色彩艳丽，其实却是向书蠹亮出的“红牌”。

　　然而，与蛀虫相比，人为造成的“书厄”，对古籍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始皇焚书、王莽之灾、孝献移都、刘石凭陵、太武灭佛、侯景之乱、大业焚毁、天宝毁亡、绍定酷毒、四库之烬、侵略毁抢……中国历史上书籍所经历的大劫难可以被开列成长长的清单。人类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亲手毁灭自己创造的文明成果。

　　野火难烬，春风又生。文明生长的顽强，远非某个事件所能阻挡。更何况，在中华古籍的流传历史上，又有无数先贤倾毕生之心血护佑着这些文化遗珍。几百年来“陶陶”聚合的故事足以为此作一注脚。

　　南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是现存各自的版本系统中，都是最早、最好的版本，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历来为藏书家所珍视。清代藏书家“书魔”黄丕烈酷爱陶诗，先后购得两书，并特藏于“陶陶室”以贮之，“陶陶”也因此而得名。黄丕烈之后，辗转间，两书终于离散。直到1931年，已经藏有《陶渊明集》的近代藏书家周叔弢又以高价将《陶靖节先生诗》购入，使“陶陶”复合，成全了一段佳话。仅从黄丕烈到周叔弢，在140年间，有关“陶陶”的故事涉及十余位藏书家，堪称经典藏书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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